为中央政府控制，原来抵制向中央解税的割据各省，诸如广西、云南这些地方的割据基础也纷纷被消灭，中央的财政情况其实原比袁世凯时期健康得多。

    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一亿五千万银元，而现在社会党才刚刚控制中央政权几个月的时间，财经委员会那边就估计今年一年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在三亿银元左右。

    这还没有计算上社会党在银元之役中获得的约一亿元盈余。

    财政状况的转好，来自于好几个方面——

    正在山东、淮海、福建三省试点推广的土地改革政策，极大解放了当地的生产力，也消灭掉了一大批截留农业税的土豪劣绅；

    中央财经委员会对于金融的整理，特别是银元之役彻底消灭交通系以后，中央政府对金融界的统制能力极大增强；

    基层行政制度的改革，也就是社会党在乡、村一级推行的议行合一的国大委员会模式，虽然乡、村国大委员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一级基层政权，但社会党还是在干部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量做到了将触手下沉到乡村中，对财税资源的汲取能力绝非袁世凯时期可比。

    其余还有不少细节的方面，例如盐税制度的整理和改革，例如全国范围内厘金的整理……这些都集中在旧制度的整理上，效果比较土地革命那些措施小得多，但肯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比较袁世凯时期中央政府的最高岁入，才翻了一倍，林淮唐甚至还觉得很不满意。

    毕竟他的“编遣计划”，名义上是“编遣”，但重点还是以“编”为主。红军的规模现在不是太大，相反，林淮唐依旧认为红军的规模现在还是太小了，小的完全不够看。

    野战部队才二十万，即便算上地方部队、公安总队和赤卫队，也就只有四十余万的兵力，这今后还很快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完全不敷使用。

    更被提即将到来的反干涉战争了。

    二十万的野战军，四十万的总兵力，就算再翻一倍，都很可能稍显不足。